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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总得搏几回

日期:2011-5-10 9:37:39 人气: 时间:2020-07-15 21:19 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

  

  “任何一门学问,不光数学,钻进去了就会有兴趣。我常跟同学们说,容国团讲‘人生能有几回搏’,我们可以加一句‘人生总得搏几回’。拼搏—钻进去—产生兴趣—再拼搏钻进去产生兴趣,以形成良性循环。”

  我的老家在江西吉安,邻近井冈山,家里很穷。当时在农村只有读书才有前途,但那时村里的孩子失学现象严重。我很幸运,家里咬着牙让我上了村里的小学。

  后来,我在吉安上初中。家里替我缴了第一学期学费之后就无论如何也缴不起了,于是我请求缓缴。当时的年级主任是高克正老师,平时不苟言笑,管理学生非常严格。她知道我是班上最穷的一个:晚自习学生得自带油灯,我买不起,每晚都靠近同学的灯坐,揩别人的油;当时,学生的洗脸毛巾都要整齐地挂在寝室内,而我用的是母亲织布裁下来的布头,不好意思挂出来,结果让人当抹布用了。

  最后,高克正老师同意了我缓缴学费的请求。现在想想,当初要是没有她的通融,我的最高学历恐怕就是初中一年级了。但是学费迟早得缴,怎么办呢?幸亏,那时物价飞涨,我就占了货币贬值的便宜。开学时100元学费,到期末只够吃两餐便饭了,所以学校也没有追着我要。后面的几年我都是缓缴,实则是没缴。因此,初中毕业时我的文凭被扣在了学校。

  初中毕业后,哥哥要我在家种地,他是老老实实的农民,没处弄钱。可是人能碰到的偶然机会很多。一天晚上,邻居的孩子王寄萍问我去不去考高中,我说我一无文凭,二无在外面吃饭的钱,三无报名费。他答应全包,替我缴钱取回文凭,准备一起进城。

  王寄萍帮了大忙,可是家里却不赞成我考高中,我就编了个谎话,说是去考邮局,当时能到邮局工作,可是个铁饭碗。于是,家里给了我十来天复习功课的时间,允许我不下地。考完后我照样干活。一天收工回家已点灯了,突然有人跑来我家报喜说:“梓坤考中了!”那人拿着一张大红纸,跟范进中举似的。我只好跟家里讲了实话,不过因为学校给了一些奖学金,家里的负担不那么重。

  就这样,我来到了当时的国立十三中。这所学校的老师能力很强,只可惜没有实验设备,高中毕业时我连水分解都不会。但有三门课只要用脑、用功就行,就是英文、数学、国文。这都是我喜欢的课。记得当时的书很少,我就把一本很厚的《CompleteEnglishGrammar》(用英文写的)抄了一大半,林语堂的《高级英文法》基本上全抄了。此外,我还把《孙子兵法》从头到尾抄了两遍。这些经历对我的帮助很大,后来我写《科学发现纵横谈》就与此有关。

  我是1948年考的大学,当时有五所大学在武汉招生,我全部考取了。武汉大学数学系当年设了两名奖学金,给了我一名,所以我去了武大。一位湖南籍高中同学吕润林主动资助了我从江西到湖南长沙的路费。到长沙后我得自谋生路,于是就找到吉安同乡会。欧阳伯康先生帮我找到一个临时教师的职位,在庐陵小学教了两三个月的书。我心里一直感激那几位老师和同学。

  当时的武汉大学民主风气浓厚,我在校园里读了几本流传的的小册子,如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《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等,还有《通俗资本论》,文学作品有《李有才板话》,周末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。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。

  大学毕业时是1952年,学校保送我去北京大学读研究生。我跟一位同学去教育部报到,接待我们的同志说:任务有变,你们这批全去学校教书。于是,我被分配到了南开大学,其他人则东分西散。1954年有选拔留苏考试的机会,我考取之后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俄专班学了一年生活俄语。

  我到苏联是去念研究生,要事先在国内定好一个主攻方向。有人建议我尽量选国内比较薄弱的,没有什么人搞的方向。最后确定了三个,就是偏微分方程、计算数学和概率论。有人叫我搞概率论。我无所谓,因为在大学主要就学了点微积分。出国前几个月我找过关肇直先生,问什么是概率论。那时国内还未出过一本概率论的书。巧的是有一天我逛书店见到了丁寿田先生译的《概率论教程》,作者是苏联的ъ.B.Гнеденко(ъ.B.格涅坚科)。出国前总算自学了三个月的概率论,做了详细的笔记。

  那时我在苏联的导师,最初名义上是A.H.Колмогоров(科尔莫哥罗夫),实际上是P.L.Добрушин(多布鲁申)。这个人很有才华,只比我大一点。考试时他只是先问了问一般情况。为了定教学计划,他问我学过概率论没有,我要是说没学过就麻烦了,那样的话,不是从大学本科念起,就是回国准备好了再来。我只好说学过。他追问我学的什么书,我说Гнеденко(格涅坚科)的,他说那就行了。

  那时,莫斯科大学念概率论的研究生在本科时都已写过论文。我却要从头念起,非常吃力。Добрушин帮我订学习计划,确定该念什么书。开始念Halmos(霍尔姆斯)的《测度论》,还好念;后来念Doob(杜布)的《随机过程论》,苏联人都认为那是本天书。那是全世界第一本认真撰写的随机过程的书,书中文字特别多。我没退路,只好啃,拼命向前。老师指定的章节基本上都读懂了,特别是马氏过程、平稳过程。

  读这种经典之作,我的办法是开始时一天念一页就很满足,一边读一边抄,边想边做笔记边做习题,一页中总有好几个问题。我尽力控制自己的思想慢慢前进。思想这个东西像一匹野马,老想奔驰冒进,这很可能忽略某些要点。读过50页之后,掌握了基本概念、符号及作者的写作风格,就越读越快了。

  任何一门学问,不光数学,钻进去了就会有兴趣。读Doob这本书辛苦是辛苦,但精神上会有很大收获,就这样,我学概率论就越学越有兴趣了。

  数学中许多结果是无法预料的。比如有名的“同生日问题”:一个30人的班,至少有两人生日相同的概率竟达到70%,出乎意料。测度论也很有趣,像叶果洛夫定理,鲁金定理……念一般过程论,理论深了,如果要钻进去,一是不要图快,慢慢深入,二是要十分努力,让它形成良性循环。如果急躁冒进,似懂非懂,钻不进去,就会进入恶性循环。所以,一定要想办法钻进去。我常跟同学们说,容国团讲“人生能有几回搏”,我们可以加一句:“人生总得搏几回”。拼搏—钻进去—产生兴趣—再拼搏钻进去产生兴趣,以形成良性循环。

  “数学家要淡泊名利。‘朝观舞剑,夕临秋水。十年小成,百年大举。’白天要奋发图强,学习舞剑使精神振奋,到晚上,就看看庄子的《秋水》,对世界上乱七八糟的事,钩心斗角的事,就会看得比较淡薄。”

  1958年,我从苏联归国。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,我连续六年多,每年开两门课,“随机过程”和“概率论”,至少主持一个讨论班。写了十来篇论文,还带过几届研究生。其间,写了三本书,就是《随机过程论》《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》《生灭过程与马尔可夫链》。能有如此高的效率,基本得益于求学时逐渐培养出来的写作能力。

  其中,写数学书是边讲边写。如《随机过程论》和《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》,讲完课,把讲稿一油印,就交出版社等着出版了,一次成功,很少改和抄。但写非数学的书,比如《科学发现纵横谈》,那可改了好几遍。

  1984年5月,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校长,到这儿来最早的印象,就是北师大的师范性与学术性怎么样正确处理。

 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好几代人,因为有一部分人强调学术,说师范就不要管了,最好把师范这个名字取消,这是一种观点;另一种则说,我们是师范大学,还是要把师范搞好,把培养教师,特别是培养中学教师,作为主要任务。

  我认为,不要把这两个问题截然分开,它们不是对立的。我们两个都要搞,既要抓高的学术水平,又要面向教育,培养老师,包括中学老师、大学老师,或其他专科学校的老师。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。

  如果学术水平不高,培养的老师水平一般不会太高,那我们就不是全国最好的师范大学了,所以,我们必须抓学术。同时,我们的师范性也不能丢掉,因为我们是师范大学,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干这个事,何况培养师资是光荣的任务。就像军队有海陆空三军,你是陆军就是陆军,不是空军。一个国家的师范院校也很重要。

  培养老师是北师大和其他大学区别的一个重要方面,不管是转型还是不转型,都得这样做。北京大学也培养老师,不能光培养某一方面,更不能说歧视哪一方面。

  我任职期间,对教学、科研搞得好的都要奖励,包括行政做得好的也要奖励。特别是奖励了一批年轻人,在当时算是多的,好像是300元;而且还分配给一套单间的房子,相当于“鸳鸯楼”,这在当时不容易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

  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的北师大不富裕,来之前听说给了北京大学1个亿,这相当于现在的10个亿。起初给的有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复旦大学等高校,北师大没有。

  我到北师大后,觉得有希望去争取。但是当时教育部说没钱,要问国家计划委员会去要,计委则说问教育部去要,折腾来折腾去,最后没有下落了。

  我的前届没有校长,聂菊荪是书记,他们说这件事没有落实。没有钱,怎么办学?后来我见到中央领导,每次都要钱。我也知道问他们要钱,他们不高兴。但我想我当不当校长无所谓,我也不怕罢官,罢官就拉倒。当然,后来没有拿到1亿元,但还是给了一些。

  后来,资助了北师大,给了500万美元,盖了现在的英东教育大楼,否则,那时的北师大真没有个像样的楼。当然,还买了一些设备。还有图书馆,邵逸夫给了1000万港币。我们因陋就简,建了不少房子,包括礼堂。特别是科学文化厅的建成,还是起了很大作用,直到2006年8月拆掉之前还一直在用。要不,学生连个活动地方都没有。再后来,建了水模拟实验室、化学楼。

  除了房子、经费,我任校长时的奋斗目标就是:把北京师范大学办成为国内一流,世界上有影响的、高水平的、多贡献的重点大学,而且对每一门学科,都给予支持。

  当时艺术系主任叫张啸虎,是一位老先生,搞这个系费了很大精力。有一次报招生计划,有人想把人家招生全砍掉,这太不对了!我说话时很少动情绪,但你把人家招生全去掉了,这个系怎么办下去呢?后来艺术系还是招生了,但受了影响。

  数学研究和其他学科不太一样,是个人行为,自己努力就行了。办个讨论班,大家在一起讨论,不需要太多的思想工作。做领导则不然,必须做人的工作,要有前瞻性。要有优秀的毕业生,就必须有好的办学思想,好的老师,有一定的经费支持。

  我任职期间,国内的重点高校有9位“数学家”校长,北京大学的丁石孙、中国科技大学的谷超豪、武汉大学的齐民友、吉林大学的武卓群、中山大学的李岳生、东北师范大学的黄启昌、复旦大学的苏步青、山东大学的潘承洞以及江西大学搞代数的戴执中。当时,很多人对数学比较喜欢,这也跟对陈景润的宣传有关系。

  一些人认为,数学学得好的人,一般脑子比较清楚,比较有条理。但他们慢慢地发现,光这还不够,必须要有工科、实验室,还要有化学、生物等等,组成一个比较好的教学科研团队才行。后来,数学家当校长就慢慢少了。

  说起关于教师节的倡议,我还有一些故事。那时,我想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,在师范行列里应该是打头的,责任不光是搞好本校,更要对全国起点模范带头作用才行。因为我既是老师,又是校长,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教师地位提高这一议题。

  当时,我还不知道国外有教师节。我想,有五一劳动节,还有妇女节,这都很好,要是有一个教师节,不更好吗?北师大启功、钟敬文等老一辈有声望的先生写的建议,也起了重要作用。总之,教师节的设立,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

  北师大数学学科在1952年以前培养的毕业生人数首屈一指,有四百余人。数学系的学术传统是做学问比较踏实,不声不响地埋头苦干。

  数学的两方面——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,都非常重要。因为数学本身的发展,就是要得到比较深刻的结果。这是其内部发展的需要,就像科学的假说得到证明,就会得到内推动力一样。另一方面,是数学价值,也是人民需要的。

  另外,应用数学确实推动了数学发展,它是从外界来推动,会提出新问题、新模型。应用数学要由大家来搞,要很有学问的人来做。比如,到底是什么样的立体结构,才能影响蛋白质的功能?生物学提出了双螺旋结构,这是一个,它只能说明DNA的一种形状,但没有说明这种形状怎么影响它的功能。

  这些都非常重要,说不定就含有很多数学问题,不过我们现在还没能力解决它们,这就需要有相当修养的人。而且,这不是现在的几何所能解决的问题,所以还得要非常聪明的人专心做这项工作,才有可能解决。这也是我花很长时间写《今日数学及其应用》一文的初衷。

  现在搞研究的差不多都是搞纯粹数学的,搞应用数学的一定要解决真正有分量的问题,虽然对数学贡献不是很大,但是确实会在应用方面起很大作用。因为任何一种事物,都有质和量两方面,都在起作用。既然是应用,就要真正有应用、有特色、有重大影响。

  数学家要淡泊名利。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话:“朝观舞剑,夕临秋水。十年小成,百年大举。”意思是说,白天要奋发图强,学习舞剑使精神振奋,到晚上,就看看庄子的《秋水》,对世界上乱七八糟的事,钩心斗角的事,就会看得比较淡薄。二者是“入世、出世”的思想。前一句是儒家思想,是积极的人生观;后一句是道家思想,是达观的人生观,两个都要有。十年小成,做学问的要不断地积累,十年之后可能有点成就,百年才能大举,当然不是真正的一百年,意思就是长期坚持地追求。